文/肖军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制度变迁通常旨在应对两类问题：一是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和风险，通过整个制度的设计实现制度重构。面对高不确定性的复杂问题引发的异构博弈，我们通过系统集成强化协同稳定系统。制度变迁不是碎片化、短期的实践，而是打破思想观念束缚、消除体制机制缺陷、应对特定历史时期主要风险挑战的人类社会整体重构。 就中国社会而言，“深化主流媒体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媒体体制改革历史进程中的任务战略行动之一。中国式的现代化。其目标显然不仅关系到传统媒体本身的改革和发展，而且关系到大局。十多年来，新时代媒体融合创新实践在媒体组织协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迭代、内容生产创意、新闻融合转型、社会治理包容、国际传播进步等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但距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还存在明显差距。 当前，系统变革面临着用户回避新闻、疲惫、拒绝等行为改变等挑战。生成型人工智能的快速扩散带来了技术整合的压力。高质量内容的提供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消费平台成为新的舆论领域。国际舆论环境日益复杂严峻。应对挑战需要努力促进和加强开放创新。 媒体作为开放的公共领域，不仅是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广泛连接社会各子系统的综合门户。媒介作为信息交流、事实沟通、对话、意义生成、价值聚合的中介和渠道，是连接、协调、生成关系的必要节点，它处于不同社会制度的体系之间，并逐渐成为人类社会共存的“绿洲”。开放式创新旨在建立一个与媒体共生、有弹性的交流、交流、共创的生态系统，支持和刺激创意生产和持续发展。人类、机器和人类等多个传播者之间的互动，从而实现物质、文化、意义和制度的整体进步。 随着制度变革，通过开放创新重建与公众的对话、沟通和情感交流，增强信任和社会凝聚力显得尤为重要。延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新闻传播“人民与人民日报持续不断、热烈交流”的数字传播语境，我们必须坚持从用户中来、到用户中去的实践，以热爱我们的心、热爱我们脚下的地球，作为开放创新的实践基础。然而不幸的是，当今的许多新闻仅仅是“网络突发新闻和媒体差事”的“产物”，人工智能模拟的社会现实甚至被认为是新闻的替代品。这些不再是亲自到现场的记者的工作，条件是深入调查，核实事实，寻求真相。主流媒体追逐热点话题、宣扬“热门产品”，甚至会造成一种影响力的错觉。在推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如果不能通过开放创新真正深度连接人民群众，唤醒以人为本的意识，以社会创新为核心的创新就会产生活力，制度变革就会走向封闭。 开放式创新需要将系统概念作为系统转型的基本思维和工作方式。媒介具有双重属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也是社会建构的力量，再现和协调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colas Luhmann）将传播理论与系统论和进化论相结合，提出了他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系统理论。他认为媒体“使不可能的沟通成为可能”。康尼尼阳离子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单位，允许不同系统/环境之间的意义转移，促进社会和文化的演进。 深化主要媒体体制改革，要紧扣大势。开放和协作是整个系统变革的先决条件。发挥媒体特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对话性，联系群众、解疑释惑，创新谋求公共利益高质量发展，把新传统媒体打造成社会高水平治理的信息中心和行动空间。与此同时，系统性变革需要创新的勇气、对历史的承诺，以及摆脱技术、市场或控制驱动的道路。 （作者肖军是武汉大学传媒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肖军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制度变迁一般是为了应对两类问题：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